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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刘邦文盲皇帝如何被文化征服-【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09:19:52 阅读: 来源:清水模板厂家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当了三年沛公、四年汉王、八年汉皇帝的刘邦,临终前,亲笔给太子刘盈写了一封敕书,要他的接班人记取自己的教训,勤奋地学习文化。在这封敕书里,刘邦对自己的文化出身、学习经历讲的十分清楚:“吾遭乱世,生不读书,当秦禁学问,又自喜,谓读书无所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说:“吾生不学书(写字),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功,然亦足自解。”(南朝梁?殷芸《小说》卷1)刘邦以“践阼”(即帝位)为界线,分两个时段描述了自己的文化状况:当皇帝前,因为“生不读书”,“生不学书”,幼少时期没读过书,没练过字,所以全然文盲一个,也不把这当回事,还以为读书本来就没用。当了皇帝后,因为职务需要,这才开始读书,让人讲解书中要义,回顾对照以前所作所为,竟然很多都错了,深感悔恨,深感读书学文化的重要。读书就得识字,于是又自觉扫盲,边读书,边问字,问字音字义,也问字的写法,随之学着练写字,渐渐连猜带蒙能读了,也凑凑合合会写了,虽说写的不大功整,但勉强也能对付日常政务了。

汉高祖刘邦

刘邦把自己幼少时没读书的原因,归结为生遭乱世,归结为秦朝野蛮的文化专制和自己受读书无用论的毒害,乍听来颇有道理,其实压根儿不是那回事。出于不愿在后人面前过于暴露家丑的考虑,刘邦还掩盖了一部分真相:他出生于底层小民世代文盲之家,在先秦时期,这种家庭的子女,根本就没有读书学文化的权利。即使不遇秦朝的暴政,即使天天听人讲“唯有读书高”的道理,像刘邦那样的家庭条件,也不可能让他去读书学文化。那个时代,以及之前悠悠数千年,读书一直是贵族的专利。孔子虽“有教无类”,也只是在贵族的范围内“无类”,仔细查查,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一皆贵族子弟,绝大多数出身于低级贵族――士,还有极少数出身于上层贵族。刘邦就是生在孔子弘教之时,也只能远远地听一听孔门师徒那醉人的弦歌之声,像颜回和子路一样登堂入室,亲炙夫子教诲,不要说决无可能,怕是连这样的念头都不会有。据《史记?卢绾列传》记载,刘邦少年时期,曾与其好友卢绾“俱学书”,倒是学过几天认字写字,但这充其量和项羽一样,自己家里找人稍作指点,认得写得和姓名有关的几个字,“足以记名姓而已”,与正儿八经的上学读书无关,所以刘邦临终前想起青少年时期,那样不堪回首,一再说是“生不读书”,“生不学书”。

秦汉之际仇儒最凶数刘邦

刘邦适逢秦朝推行挟书令,摧残儒生和文化,他本人又做了秦朝最低一级的小吏,世风和职业,都使其十分鄙视文化和文士。刘邦又出身于文盲世家,祖辈都只喜与文盲交往。其父刘太公,到刘邦已做了皇帝,自己已做了太上皇,儿孙们皆做了王侯,并开始把读书学文作为必修课之时,仍然固守旧习,宁肯与文盲故旧、流氓无赖相处,也不愿见衣冠子弟,刘邦只好动用皇权,营造出一个文盲杂处、痞子嚣闹的小环境,让其欢度晚年,可见刘邦的家人和家风,与文化和文士何等格格不入。刘邦生活于这样的家庭,鄙视文化和文士,便成了他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世风、职业、本能,三者既融为一体,又相互促进,刘邦对文化和文士的鄙视、排斥和侮辱,一度显得特别突出。

刘邦出身底层小民,作过低级小吏,身份决定习性好恶,衣着也以小民小吏装束为美。作亭长时,刘邦别出心裁,将楚地小吏小民戴的一种像喜鹊尾巴一样的帽子加以改造,用本地盛产的笋壳制成一种新式帽子,时常戴着,臭美得不得了,自诩为天下第一冠,以至后来当了起义头目,作了沛公、汉王和皇帝,依旧爱不释“头”。物以人贵,这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竹皮冠,在汉代竟成了最尊贵的礼冠,历代皇帝“祀宗庙诸祀则冠之。”(《后汉书?舆服志下》)

偏好产生偏见,恶习催生恶行。自孔子以来被儒生们看得尊严神圣的儒家服饰,刘邦却视为恶俗不堪,憎恶至极。史称其“不好儒,诸客有冠儒冠来者”,竟强行摘下人家的儒冠“溲溺其中”(《史记?郦生列传》),大庭广众之下往客人儒冠里撒尿。汉二年(前205),刘邦攻下项羽都城彭城,大儒叔孙通正在彭城任楚官,遂降汉。仓促间未及换衣,还穿着平时常穿的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汉书?叔孙通传》)秦王朝、项氏政权都轻视文化,不喜儒生,但并不限制儒生旧有习俗,刘邦竟连儒生衣着也厌见。人们常说秦王朝如何反儒,究其实,在秦汉之际,仇儒最厉害的莫过于早年的刘邦。

早年刘邦唯重痞子和武夫

刘邦一身痞子恶习,粗野无礼,张嘴骂人,如此对人,也喜欢别人如此对他,粗来粗去,彼此彼此,最见不得谁斯文儒雅。据褚少孙对《史记?郦生列传》所作补记,郦食其初次拜见刘邦,言谈举止,文质彬彬。先到军营门口递上名刺,文绉绉地对负责接待工作的人说:“高阳贱民郦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助楚讨不义,敬劳从者,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负责接待的人进去传话,刘邦正在洗浴,听说郦食其“状貌类大儒”,说话又好咬文嚼字,当即令接待者转告:“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食其见文的不行,于是改来武的,“目按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一副市井流氓无赖耍横像,吓得接待者把手中的名刺也掉到了地上,慌忙拾起,转身进去重新向刘邦通报:“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名片)。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刘邦待人接物,喜好的就是这种粗豪风格,更何况又和自己一样,是个酒徒,立即肃然起敬,一边从水里捞脚站起,一边叫请客人进来。郦食其进屋见刘邦,继续粗野蛮横,劈头盖脸对刘邦好一番大声叱责:“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你智力、勇气都不及我,却想打天下,不见我行吗?震得刘邦既愣怔傻眼,又通体舒泰,立即请坐,恭恭敬敬地向郦食其讨教,“问所以取天下者。”待郦食其说罢,又恭恭敬敬地致谢:“敬闻命矣。”从此对郦食其言听计从。吃硬不吃软,吃粗不吃细,吃武不吃文,敬酒寡味,罚酒特香,郦食其摸透了刘邦的脾气。

刘邦尊酒徒而贱儒生,除了家族遗传、本人习性外,还有其思想根源,这就是他骂陆贾那句话:天下得从马上得之,文化乃空谈无用,他要依靠马上武夫去逐鹿天下,而文士只会读书,对他来说无异于废物。文盲、流氓、酒徒、赌徒都比读书人强。所以厌见儒生文士,不得已撞上,张嘴就骂,不是“竖儒”,就是“腐儒”。《史记?叔孙通列传》记有一段叔孙通与其弟子的对话,清楚地揭示了刘邦早年的用人之道。叔孙通于汉二年由楚降汉之时,长期跟随他的儒生弟子中,有百余人跟着一起降汉,想经他举荐,在刘邦手下做官。然而,叔孙通对这些儒生弟子一皆“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们背后骂叔孙通:“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听到后问弟子们:“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汉王正冒着枪林弹雨,用武力与人争夺天下,你们能上前线动刀动枪地拼杀吗?汉王如今急用的是武夫,我自然只能“先言斩将搴旗之士”。

正是出于这种思想,当听说萧何居然费时费力地去追劝逃跑的文士韩信,刘邦就觉得无法理解,对萧何骂道:“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史记?淮阴侯列传》)“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的大学问家张苍,也是看清了这一点,起初追随刘邦的数年间,“只以武力显”,和武夫们一样,靠战功博取侯位,数年以后,才以“文学、律历,为汉名相”(《史记?张丞相列传》)。

精英觅弟子刘邦最可教

文盲刘邦白眼待文士,文士们却截然相反,大都青眼看刘邦,特别是一些杰出文士,对刘邦还无比倾心,情人眼里出西施,咋看刘邦咋如意,主动依附,热诚投奔,积极献策,忠心效力,甚至搭上老命,也无怨无悔。读《史记?高祖本纪》和《资治通鉴》相应时段的记载,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从当小民、起兵直到做了皇帝,刘邦的一生,几乎时时处处,都有杰出文士的精心呵护,刘邦事业成功的主要原因在这里,刘邦人生轨迹的精彩之笔也在这里。

秦始皇奉行法家主张,摧残文化,力使天下“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及至焚书坑儒,更给了儒学和儒生极为惨重的一击。所以,在秦朝统治下,儒生文士中的杰出人物时刻梦想作“王者师”――给能够取秦而代之的新帝王当高级参谋,灭暴秦,报深仇,进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理想。他们睁大了眼睛四处寻找,“众里寻他千百度”,遍地大大小小军事首领,一个也不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唯有刘邦这个文盲头儿才是最佳人选,虽然浑身都是痞子味,让人不好受,但在最关键的地方却魅力四射,特别诱人。

“孺子可教也!”是老师对有培养前途学生的赞誉。而对杰出文士来说,并非所有王者都可教,死木疙瘩多的是,正话反听更不少,一旦选错,轻则徒费口舌,重则惹大麻烦,而一旦瞅准,则满腹经纶就可大加施展,经天纬地,建不世之功。刘邦虽是文盲,却悟性极高,对文士们的意见,明于判断,敏于抉择,勇于践行,在秦末众多军事首领中,没有任何人能与之媲美,所以天下精英无不对之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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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得黄石公秘传《太公兵法》,遵嘱潜心揣摩十年,备俱“王者师”资,最初本欲到留县投楚假王景驹,半道碰着自称沛公的刘邦。张良试着给刘邦讲《太公兵法》,刘邦每次听了都说好,并当即付诸实施,“常用其策。”张良也曾对其他将领讲《太公兵法》,却都听不懂。张良不禁感叹道:“沛公殆天授!”对刘邦的天赋佩服得不得了。其时刘邦刚起兵不久,实力很小,只有几千人,又遭雍齿叛变,正陷困窘之中,和张良一样,也是往留县去投景驹。张良却已认定,刘邦就是他理想的主子,值得为其师的王者,“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自此终生跟定刘邦,倾其所学,为刘邦出谋划策,成为刘邦首席高参,而刘邦对张良也百分之百地言听计从,刘邦打天下、治天下、死后仍能安天下,谋略主要得自张良。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张良,秦末群雄逐鹿中,就不会显出一个既无背景又无德性的底层小民刘邦来。

韩信郦食其至死不渝忠刘邦

和张良一样,顶级军事天才韩信,对刘邦的统帅天赋也是由衷地佩服。《史记?淮阴侯列传》记有韩信和刘邦一次生动的对话。那时,韩信已被刘邦由楚王位上拿下,贬为淮阴侯,软禁洛阳。一天,刘邦和韩信拉闲话,谈到诸将之才,各能领兵多少。刘邦乘兴问韩信:“如我能将几何?”韩信如实答道:“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你呢?”“多多益善。”刘邦大笑:“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韩信真诚地答道:“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韩信这里讲的,决不是一个阶下囚对胜利者虚与委蛇的阿谀之言,而完全是自己内心的真感受。韩信早就做好充分准备,要成就一番伟业。却和张良一样,未被刘邦发现之前,处处触霉头。初投项氏,“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离楚投汉,从关中一路撵到汉中,因无由直接见到刘邦,竟“坐法当斩”,差点掉了脑袋。及至被刘邦任命为大将,登坛献策,赢得刘邦“大喜,自以为得信为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韩信头上方才阴霾散去,晴空万里,一个“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伟大军事家,一下子由神往变成现实。司马迁盛赞韩信“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对刘邦的贡献为功臣第一。韩信却十分清楚,没有刘邦擅长“将将”的统帅天才,没有刘邦对自己的“言听计用”,自己这如同周公、召公、姜太公的勋业,又从何谈起!忠厚的韩信,对刘邦终生都怀着深深的感佩之情,所以无论刘邦怎样对他耍流氓,也无论武涉、蒯通怎样对他搞策反,韩信对刘邦的忠贞都“虽死不易”。

狂儒郦食其之效死刘邦,更是经过长期观察比较后做出的义无反顾的抉择。史称郦食其“好读书”,满腹韬略,但生不逢时,秦王朝推行文化专制,严禁学问,弄得郦食其家贫落魄,无以谋生,六十多岁了,还在给村里看大门。但人穷志高,一心要干大事,不肯为官吏、豪杰驱使,“县中皆谓之狂生”。等到秦末群雄蜂起,郦食其遂细心观察,准备找个合适的主子,一展抱负。一连观察了几十个军事首领,都是些小里小气、刚愎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的人,郦食其只好“深自藏匿”,如果后来不遇刘邦,郦食其一生可能也就这样了。及至刘邦率军从当地经过,郦食其不禁眼睛一亮,对人说:沛公“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于是立即投到刘邦帐下,还将弟弟郦商也介绍给刘邦,兄弟俩一文一武,都成了刘邦的主要功臣。郦食其尽心献策,刘邦一一采纳,策行而立马事成功就,郦食其潦倒一生,垂垂老矣,一遇刘邦,就吉星高照,志遂愿成,好不感恩。郦食其精于游说,一番天下形势分析,说得拥有七十余城的齐王田广罢兵弃守,准备降汉。韩信趁机发兵偷袭齐国,田广命郦食其阻止韩信的进攻,“不然,我将烹汝!”面对残酷的油烹,郦食其不为所动,厉声喝道:“而公不为若更言!”(《史记?郦生列传》)为报效刘邦的知遇,这位年近七旬的狂儒,毅然选择了死亡。

善待儒生文士亲和儒家文化

刘邦虽然是个文盲,性格中却也有特别诱人之处。《史记?高祖本纪》称其“意豁如”,“有大度”,《汉书?高帝纪》赞其“性明达,好谋,能听”,均非虚誉。心地开阔,襟怀博大,容得下事,善与人相处,天赋领袖气质,确是刘邦性格的魅力所在。由于家庭出身和社会熏染,总体上不喜儒生文士,但具体到个人,一旦知遇,即真诚相待,终生礼敬张良,亲爱萧何,信任陈平,重用隋何、郦食其。对文士们的建议,觉得合理,立即付诸实施,即便是馊主意,纠正以后,也不怪人,这一点最为可贵,是刘邦最能吸引文士的亮点,也是刘邦高于当时其他所有军事首领和历代“明君”、“圣主”的亮点。

刘邦在各路起义军中最先进入关中,接受秦王子婴之降,一位出谋之人建议“急使兵守函谷关,无纳诸侯军”,以便独得关中,刘邦“然其计”。结果惹恼项羽,要发兵攻杀刘邦,若非张良苦心周旋,刘邦及其军事集团立马就会玩完。这位出谋之人给刘邦惹下大祸,要换成其他首领和君王,非把他砍头夷族不可。刘邦却只骂了声“鲰生(眼光短浅的愚陋之人)”,连出谋之人的名字都没有指出来。

郦食其建议“复立六国后世”,以争取广泛支持,臣服项羽。刘邦称善,立即下令刻六国王印,让郦食其带上这些王印去行封。此策一旦落实,则天下必是山头林立,旧贵族复兴,草民出身的刘邦还有什么号召力?几年拼杀所得,岂非拱手让人?亏得张良及时阻止。郦食其了这样大的馊主意,要放在其他君王和首领,就是不要脑袋,也要痛打一顿屁股。刘邦也只骂了句“竖儒,几败而公事!”(《史记?留侯世家》)命令赶快将印毁掉,未作任何追究,继续对郦食其言听计从。这种作风和处事态度,以笔者阅读所见,在一部二十五史中可谓仅有。

还有一点也值得特别指出,刘邦不杀文士。虽说刘邦杀的功臣中,韩信是个大文士,但刘邦绝非因为韩信是文士而杀之,而是因为韩信在军事上对刘邦及其所建汉王朝威胁太大,不杀不放心。历朝开国皇帝,不杀文士的很少,朱元璋杀文士尤多,即便出身儒生、尊崇儒学、自诩“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汉书?光武帝纪》)的东汉光武帝刘秀,也曾逼死大儒桓谭。真正尊礼文士,且坚持不杀读书人的开国皇帝,在我国古代,只有汉高祖刘邦和宋太祖赵匡胤两个人。刘邦出身文盲,赵匡胤出身武夫,文化程度似也较低。

刘邦的“豁如”、“大度”,还体现在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一旦发现,当即纠正。

儒生隋何凭着智勇和辩才,说服淮南王黥布归附刘邦,极大地削弱了项羽的实力,使刘邦的实力大增,为垓下消灭项羽立下了关键性的大功。及至论功行赏,刘邦却为讨厌儒生的积习驱使,竟在庆功宴上,当众贬低隋何的功劳,说隋何是个“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隋何据理力争,反问刘邦:“您发动步兵五万人、骑兵五千人,能够攻下淮南吗?”刘邦回答不能。隋何说自己领着二十个人,干成了五万步兵和五千骑兵干不成的事,很显然,“何之功贤于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然而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刘邦认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马上改口说自己正在考虑如何赏赐隋何的功劳,当即将隋何由品秩很低的谒者,一下提升为品秩很高实权很大的护军中尉。

刘邦长期生活民间,习惯于文盲和底层小民的语言表述方式,性不喜儒,对文士的谏言往往一开始听不进去,人家刚开口,就蛮横拒之,继而悟出其中之妙,便大加赞赏,有时并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失误。儒生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刘邦最初很反感,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你老子的天下是在马背上打出来的,哪里用得着钻研什么《诗经》、《尚书》?陆贾反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陆贾讲了儒家思想对治国安天下的重要意义和秦朝抑儒崇法导致亡国的教训,继续反问道:如果秦朝遵循儒家治国之道,“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虽然不高兴陆贾这样得理不饶人地驳斥自己,还是面露惭愧之色,诚恳地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遂遵嘱将秦亡汉兴和过去一些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写成十二篇文章,“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刘邦身边的官员也随声赞美,把陆贾这些文章叫作“新语”(《史记?陆贾列传》),陆贾因之以《新语》作为这十二篇文章的总冠名。其实,陆贾《新语》只不过对儒家治国理念做了粗浅而简明的介绍,即司马迁所说“粗述”而已,并无什么创新,但对于从未读过听过儒家经典的文盲出身的刘邦及其将相,已是闻所未闻,大开眼界,新鲜得很了。

刘邦生性粗鲁,行事率意,讨厌循规蹈矩的礼仪程式,即帝位后,“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朝廷礼仪制度,一切以简单易行为准。方便倒是方便,却听任和助长了草莽之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叔孙通趁机向刘邦宣扬儒生和儒家礼仪的作用,“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叔孙通将朝会仪式制成,让群臣演练熟悉以后,正式行之,满朝秩序井然,尊卑分明,以往那种乡野庙会式的嘈杂纷乱一扫而空,“竟朝置酒,无敢哗失礼者。”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叔孙通列传》)叔孙通遂由薪水只有六百石的博士,升为原部门的长官――月薪中二千石(比二千石还高一个档次)的太常,位列九卿,叔孙通的弟子们也因之得官。后来,叔孙通还被任为太子太傅,位居刘邦的首席高参张良之上(张良时任太子少傅,位次太子太傅)。

皇帝祭孔子刘邦第一个

在打天下和治天下的实践中,刘邦日益觉察到儒生文士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自己轻视文化、仇视诗书的浅薄,逐渐矫正言行和政策,向文化靠近,向儒学靠近。汉高祖十二年,刘邦临死前,途经鲁地孔子旧居,“以太牢祠焉”。“太牢”,即用牛、羊、猪各一头作祭品,乃最高规格的祭品。自此以后,“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史记?孔子世家》)刘邦,遂成为第一个隆重祭孔的皇帝,第一个把孔子由民间圣人尊为官方圣人的皇帝。

这个曾经极端鄙视文化的文盲皇帝,辞世之前,最终皈依了文化,被文化彻底征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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